疫情發生后，武漢的很多醫院產生了多于往常的垃圾和醫療廢物，保潔要求也更加嚴格。在公眾視線之外，就有一群默默奮戰在“高危地帶”的人，他們清理垃圾、消殺廁所、處理醫療廢物……用自己的雙手守護著醫院的潔凈。疫情當前，總有人在負重前行。

　　方艙清潔“突擊隊”

　　“大家休息會兒，等一下再到各個艙里去轉一下，看垃圾容器滿了趕緊把它倒一下。加油！”張登漢在武漢市江岸方艙醫院里為同事鼓勁。

　　張登漢是一名環衛工人，也是這支清潔隊的領隊。自江岸方艙醫院接收患者以來，清潔隊就承擔了醫院的全部清潔工作。清理垃圾桶、消殺廁所、清潔地面，每天里里外外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有著1000張病床的江岸方艙，光是需要清理的大垃圾桶就有200個。

　　“一個班的話至少要走兩到三遍，一班是4個小時，基本上上一個班的話差不多要走接近1萬步。”

　　在方艙做清潔，不僅體力消耗大，因為需要接觸患者的生活和醫療垃圾，風險也很大。盡管穿上全套防護服，但是一開始，大家心里還是多少有些打鼓。

　　今年32歲的張登漢曾經是一名武警部隊的軍人，退伍后已經從事環衛工作11年了。2月7日，當得知江岸方艙的建設和清潔要組建一支突擊隊，他第一時間就報了名。

　　“當時把我們叫出來集合的時候，我們感覺就像是準備要上戰場了。”

　　連續奮戰5天5夜，張登漢和同事們將1000張床位鋪設到位，江岸方艙正式啟用。然而2月15日，高強度清潔工作中的張登漢卻遭遇了意外。

　　“進去有4個小時，然后就覺得不行了，頭發昏，口罩就貼到嘴巴里面了，基本上就沒有空氣進來了，然后我就往外面跑，可能就把口罩稍微提起來了一點，就呼吸到了艙里面的空氣。”

　　因為在艙內有直接暴露，張登漢被轉進隔離點觀察，但他的心卻一直牽掛著方艙里的工作，一方面遠程幫助協調方艙里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他向領導主動請纓再回前方。

　　“沒有得病的話，我們繼續在這里做，一直要把方艙做到關門；如果說我們要得了這個病，我希望領導把我們安排在江岸方艙醫院，我們在里面幫助同事完成工作。”

　　幸運的是，張登漢沒有感染，隔離滿14天后立刻回到崗位上。在這支50人的清潔突擊隊中，總共有8名退伍軍人。在方艙外的臨時休息點，他們有時會趁著交班聊聊工作、聊聊部隊里的生活。有的人還習慣穿著曾經的軍裝。

　　在方艙里相遇時，他們也總是相互鼓勁。清潔隊隊員陳松說：“交接班的時候有時候遇到了，你拍我一下肩膀，我跟你做個手勢加油，一定要打贏這場戰役。”

　　到了晚飯時間，已經下班的張登漢并沒有隨同事返回酒店，而是繼續給晚班人員安排交接工作，直到看著他們進去才放心。他說，自己是一名黨員，也是領隊，必須照顧好每一個人。

　　“隊伍總共過來50個人，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把這50個人平平安安地帶回去。”

　　醫療廢物“終結者”

　　疫情暴發后，武漢全市醫療廢物處理處于超負荷狀態。當地環保局找到全市規模最大的工業廢物處理廠，請他們幫忙處理醫廢。但是醫療廢物處理不同于工業廢物處理，人員防護和設備改造都面臨很大挑戰。

　　特殊時期，一家處理廠臨危受命，用48小時完成了醫廢處理區域的改造，在之后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從處理普通醫廢到處理新冠肺炎的醫廢，從處理本區醫廢到處理5個區的醫廢，這家處理廠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剛得知需要接手醫廢處理工作時，處理廠的負責人梅鋼便迅速動員。“當時并不埋怨誰，因為我能夠理解。我只知道我得趕快跟我的兄弟們把話說清楚。”

　　梅鋼心里很清楚，如果處理廠不幫忙，武漢市壓力就會更大，而且甚至有些醫院可能就運轉不下去。“我在開會的時候和我的同事們說，我們可以有一百個理由不干，但是我們作為武漢市民就一個理由，你就得干。”

　　運送過來的醫療廢物主要包括防護服、口罩、護目鏡。工廠的生產線平時由機器運作，而醫療廢物是一袋一袋的塑料包裝，塑料袋很容易被工廠的機械弄破，增加感染的風險，所以只能由人工將醫廢倒進焚燒裝置里。

　　處理醫廢的直接人員一個班組有15人，外加輔助人員有30余人，每個班次上6個小時，其間幾乎沒有休息時間，要不停地密切接觸醫廢。

　　他們并非不知道這些醫廢有多危險，然而，強烈的責任感讓他們顧不上那么多。一位已經連續工作一個多月的老師傅說：“知道危險，但這件事總要有人干。我們自己不做的話，這個要怎么辦呢？”怕家人擔心，他并沒有把處理醫廢這件事告訴家里人，這一個多月吃住都在廠里。

　　處理廠的另一名負責人汪洋波說：“從內心里來講，我們也是平凡人，病毒這么厲害，我們心里還是有點兒打怵的。我們工廠里面的員工，應該來講湖北省范圍內的占絕大多數，武漢市范圍內的也很多，我們也是這個城市中的一員，我們不救這個城市，那誰來做呢？”（文/陳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