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大海之中必有大魚。

　　“記得我們年輕時出國，能參觀一家世界500強的下屬企業就會高興好久。”6年前，57歲的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一個人拿著兩個“世界500強”證書站在領獎臺上，內心感慨不足為外人道。

　　反轉在6年后，“我們為什么不能培養自己的世界500強？”這句反問，問出了數十年來國企人要爭的“那口氣”。

　　而這一切，從故事的一開始就確定無疑了。

　　“豁出去”的一封信?

　　歲月不居，但此情可待。

　　對我們來說，1978年是個特別值得追憶的年份：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七七級大學生，在這年的春天入學了；到了冬天，解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而遠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個老鄉也按下了決定命運的紅手印。還有，中美兩國的《中美建交公報》也于當年發表……這些，老百姓多半可以從這一年開播的《新聞聯播》里獲知。

　　而同一年還有一則新聞，悄然撥動著剛剛迎來改革開放的我們——經國務院批準，四川6戶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其核心是“放權讓利”。這成為后來一封轟動全國的信的楔子。

　　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情景。（資料圖）

　　1984年3月23日下午，一封由55位廠長、經理聯合署名的呼吁信被匆匆忙忙地送到了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的桌子上。沒想到，第二天，《福建日報》頭版頭條就以《五十五名廠長、經理呼吁——請給我們“松綁”》為題將其全文公布。

　　這封信，項南書記不僅看了，還作了批示。在他的推動下，福建省直各有關部門紛紛在《福建日報》公開放權措施。3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請給我們“松綁”》，還配發編者按，對福建重視呼吁信的做法大加贊賞。隨后，全國主要媒體紛紛轉載、播發，很快掀起了層層波瀾。

　　那么，這封信從何而來呢？

　　1984年，福建省委提出，國有企業要確保“兩位數、三同步”，即工業產值增長10%以上，產值、稅收、利潤同步增長。為幫助企業完成指標，3月21日至24日，省經委在福州召開“福建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研究搞活企業，會議主角是55位廠長、經理。

　　那時的國有企業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人、財、物和產、供、銷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廠長想給職工修個廁所，都得給上級打報告申請。統收統支、統負盈虧扼殺了企業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費嚴重。

　　時任福建省經委副主任、分管企業工作的黃文麟對此感同身受，十分焦慮。“干好干壞，30多塊，工人沒有積極性。廠長、經理有‘責’無‘權’，只起到組織生產的作用。”

　　3月22日，大會安排福日公司總經理游廷巖和福州鉛筆廠廠長龔雄介紹企業發展經驗。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福州鉛筆廠則是國有企業改革試點單位，在當時，這兩家企業擁有較多自主權。不料，一場“交流會”變成了“訴苦會”，在座的廠長、經理既羨慕又不服氣，“你們兩位也沒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我們也有這些權力，也能把企業搞好”。

　　散會之后，黃文麟連夜找來省經委企業管理處處長滕能香商量，決定給省委第一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寫一封信，“廠長、經理們都豁出去了，干脆我也豁出去吧！”這就是日后那封轟動全國的信。

　　聯名發出呼吁信的55位廠長、經理與福建省經委、省企業管理協會領導合影。（資料圖 福建省檔案館提供）

　　呼吁信的核心內容也就是標題上的兩個字“松綁”：企業領導副職由正職提名，再由上級主管部門考核任命，一般干部由企業自行任免；破除“終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企業獎勵基金可自行支配，獎金隨稅利增減浮動；允許企業自行銷售產品；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

　　一時間，“松綁”成了熱門話題，引起國家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高度重視。4月起，福建省政府連續下發9份文件，落實企業自主權；5月10日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出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以呼吁信為源頭的改革浪潮，很快蔓延到全國，國有企業逐漸掙脫“束縛”，走上了以放權搞活、自主經營為開端的改革發展之路。

　　硬幣翻到哪一面？?

　　山東諸城，古稱密州，一個敢闖敢干的城市，一個曾經頗受爭議的城市。

　　1991年，時年35歲的陳光來到諸城任職，就任后的第一次調研，就讓他感到無從措手。市屬全部150家獨立核算的國營企業，有103家明虧或暗虧，原因是“企業產權關系不明晰，利益關系不直接”。

　　諸城當時有18000人吃財政飯，但財政收入不足8000萬元，干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按照規定，諸城每年需要500萬元財政預備費，但一分也沒留下。至今，陳光回憶起這一窘境仍感慨不已。

　　對于當時的國企現狀，《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過去的這些年里，對國營企業開了無數藥方，每用一劑，大家便道‘活了’，到現在已‘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定下心來再看，卻發現仍是‘不活’。”

　　1992年的諸城國企就是當時部分國企的樣本，1992年的諸城困境也是當時中國困境的縮影。

　　1992年10月，諸城市在“以明晰產權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多種形式推進企業改革”的思路下，對五家企業進行試點改革。始建于1970年的諸城市國營電機廠是試點改制的第一個企業。

　　在新公司的成立會上，陳光說：“十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從今天開始，咱兩家的關系變了，變成你注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

　　在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諸城市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7種形式，對全市272家鄉鎮辦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實行改制，陳光因此得到一個綽號——“陳賣光”。

　　與此同時，十四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序幕。以此為標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探索制度創新的新階段。全會閉幕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開始實施，使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公司化改造有了法律依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姓社姓資”的帽子禁錮了許多官員改革的腳步，但陳光的步子卻邁得異常大。這個頗有爭議的“諸城經驗”也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

　　1996年2月，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受中央委派，率九部委聯合調查組赴諸城，展開了為期三天的考察。“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幣，連自己也不知道會翻到哪一面。”

　　旋轉、跳躍，最終，硬幣落地。中央召開相關會議，充分肯定了諸城的小企業改制做得好。

　　從某種意義上，對“諸城經驗”的肯定，標志著始于1978年、以機制改革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階段性成果。一些經濟學家據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針。

　　“抓大”背后有個光芒萬丈的“500強夢想”。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夢想深深吸引著來自東方的熾熱目光。在財經作家吳曉波看來，從那時起，“世界500強”成為一種圖騰，深深地植入中國企業家的“集體無意識”之中。

　　1997年底，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3年改革脫困，上百萬家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制退出，國有經濟戰線大大收縮，布局結構得到優化。

　　2000年底，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凈利潤2392億元。全國31個省區市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全部實現整體盈利。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一杯茶水”

　　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門西大街26號，新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此正式掛牌。9月23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招聘公告，首次組織中國聯合通信集團等6家中央企業的7個職位進行公開招聘。

　　如今在南光集團任董事會秘書、總法律顧問的趙玉阜就是其中的一位。趙玉阜是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人，在當地一家航運企業做到了副總的職位。

　　“我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使我這個外來人走上央企的重要崗位。”趙玉阜說。當年，“公開招聘來的干部”成為趙玉阜的一張“名片”；如今，像趙玉阜一樣招聘來的高管在國有企業已經不再“稀奇”。

　　國務院國資委掛牌后，中央、省、市三級國資監管機構陸續建立，從體制機制上實施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此后，《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規規章的出臺，使國資監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歷史從來都有自己的邏輯，你不可否認它的偶然性，否則歷史將非常無趣，不過你又必須尊重它的必然性。種種跡象表明，走市場化道路是不可逆的方向。

　　2013年之后，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老虎”、“蒼蠅”一起打。2013年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上日程。

　　所有人都呼吸到了別樣的空氣，感覺風向正在發生強勁而微妙的變化。

　　混合所有制其實不是一個新事物，早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就提出了混合的概念。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把這一概念進一步深化、升華。

　　圖：宋志平將中國建材和中國醫藥兩家國企帶進世界500強

　　帶出兩個“世界500強”的宋志平正是當年混改實踐的先行者，在長期的混改實踐中，宋志平帶領的中國建材探索出一種“三七模式”，分“正三七”和“倒三七”兩種股權結構。這套做法“既增強了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壯大了國有經濟，又發展了非公有經濟，更重要的是將機制引入企業，增強了企業的活力”。

　　2014年7月，國資委推出首批四項改革試點，其中混合所有制試點單位僅有兩家，一家是中國建材，另一家就是宋志平擔任過5年董事長的國藥集團。

　　宋志平根據自己的混改實踐，將混合所有制比喻成一杯茶水：“水可能是國企的，茶葉可能是民企的，但變成茶水后就沒必要非得分清楚什么是茶、什么是水，因為已經高度融合在一起了。”

　　2017年，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實現了頗有象征意義的突破。1月，云南白藥的產權試驗轟動全國，陳發樹以253.7億元取得白藥控股的50%股權。這是國企改革史上單筆交易額最大的控股式民營化方案。

　　與云藥改制相比，中國聯通則在“國家隊”的改革層面上更進了一步。王曉初提出的改革方案非常大膽，把整個聯通集團——而不是某一塊資產，拿出來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時允許聯通內部的高管持有公司股票。這一混改方案得到了最高層的支持。

　　云藥和聯通的混改成功，分別在地方國企和中央企業兩個層面蹚出了新的天地，它們體現了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思路的轉變。

　　2018年8月，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啟動，謀求把改革“一竿子插到底”，打通國企改革“最后一公里”。

　　在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大環境下，新一輪國企改革舉措讓人耳目一新：重組整合、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成立投資運營公司……如果說以國資改革帶動國企改革旨在從外部為國企改革掃清障礙的話，混合所有制則直指國企自身最根本的產權問題，但所有這些改革的推進，有一道共同的底線，就是國有資產不流失。

　　回望70年，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經歷改革開放之初的“放權讓利”“制度創新”，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國資管理”，再到十八大后的“分類改革與監管”，這條“大魚”在市場經濟的大浪中游泳，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與民營企業共存共進，越來越具有抵抗風浪的能力。

　　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21366.2億元，相較于1952年的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了700多倍。

　　從第一輛國產解放牌汽車、第一臺“東方紅”拖拉機問世，到今天“慧眼”衛星遨游太空，Ｃ919大型客機飛上藍天，首艘國產航母下水……國有企業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展現出“國家脊梁”的新風采。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李珊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