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媒體“一月白頭”的報道，邱海波一再解釋說，“沒那么夸張”“明顯是曝光度問題”。（圖片來源網絡）

　　4月15日，最后一批撤離的國家援鄂抗疫醫療隊返回北京。國家醫療隊頂級醫護專家繼續留守武漢，加入國家專家督導組團隊，攻堅最后的“重癥堡壘”。其中，江蘇援助湖北的醫療工作者有10人。

　　作為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黨委副書記邱海波，從1月19日馳援湖北至今，已在前線奮戰近百天。

　　邱海波還沒回來

　　邱海波是江蘇援湖北醫療隊中的權威專家，記者一直在約他的專訪，希望聽他仔細講講在武漢一線與死神“搶人”的故事。

　　4月13日下午，最后一批江蘇援湖北醫療隊205人撤離武漢，平安飛抵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記者在人群中仔細找了好幾遍，都沒能找到邱海波。

　　記者聯系上邱海波的學生、同在武漢支援的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醫師潘純，“最后一批都回家了，你們怎么還不回來？”

　　“我們又被留下啦。”1月19日，邱海波臨危受命奔赴武漢。一周后，潘純趕到武漢與老師會合。3個月時間，他們一直忙著救治武漢新冠肺炎重癥、危重癥患者。

　　重癥醫學是“鬼門關”前最后的“救命場”。加強重癥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亡率的關鍵。作為我國第一位重癥醫學博士，54歲的邱海波已不是第一次支援一線。2005年四川省豬鏈球菌病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救治危重傷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0年玉樹地震……一次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最前線，邱海波都在。

　　在武漢的90多天，邱海波鮮少“露面”。

　　4月初，有組照片在網上“火”了。媒體刊發了邱海波2月20日和3月30日的對比照片，稱“抗疫專家一月白頭”。“沒那么夸張。我到武漢只帶了唯一一件外套，你看對比照里外套顏色都變了，明顯是曝光度問題。”邱海波在電話里一再跟記者解釋。

　　另一張照片在中大醫院的群里傳得很“火”。第三批江蘇援湖北醫療隊隊員晁亞麗2月18日悄悄“偷拍”了一張合影：左邊是北京協和醫院重癥醫學專家杜斌、右邊是邱海波，一人手上拿著一片面包。照片背后的故事是，某日杜斌和邱海波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結束查房已是下午一點，因為趕著去下一家醫院查房，兩人顧不上吃午飯，隨手拿了片面包匆匆離去。

　　其實，在武漢重癥患者集中收治的醫院，很容易“抓到”邱海波。

　　初到武漢時，邱海波搭乘政府預約車巡查各家醫院，每次到醫院時間不固定、車輛不固定，出入醫院都要走程序。他覺得太浪費時間，就申請了一輛車，每天自己開車，最多一天能跑三四家醫院。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就是他定點巡查的醫院之一，幾乎每天他都去三個重癥病區查房。

　　“他不走正常電梯，要去運送醫療垃圾的電梯那等他。”潘純告訴記者，三個病區分布在三個樓層，為節省進出污染區穿脫防護服的二三十分鐘時間，邱海波每次都乘坐運送醫療垃圾專用電梯，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緊來不及休息，另一方面還能省一套防護服。

　　白天深入重癥病區了解患者病情，晚上揣摩研究治療方案，總結治療流程、探索治療路徑。無癥狀的低氧血癥比呼吸衰竭要更早引起重視、俯臥位通氣可以改善患者呼吸……邱海波先后參與了第2版到第7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的制定工作，明確了重癥、危重癥患者治療路徑。

　　沒能回家的除了邱海波，還有很多才下一線又開始轉場的醫生。疫情發生以來，邱海波的重癥醫學團隊成員分別在江蘇、湖北黃石、湖北武漢奮戰。其中，作為江蘇省衛健委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副組長的楊毅，疫情期間往返江蘇各市，車程近5萬公里。在楊毅等醫護人員共同努力下，江蘇實現631例本土病例全治愈、零死亡。4月14日，她又趕往黑龍江支援醫療救治。

　　“臨床醫生”邱海波

　　在武漢，邱海波是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臨床醫生”這個身份。

　　“醫生，就該是臨床醫生，臨近、靠近、扎根在病人床邊。”邱海波說。常規肺炎病人低氧狀態下有明顯的癥狀，例如嘴唇甚至全身發紫、呼吸頻率快、胸悶。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因心肌受損，低氧狀態下嘴唇沒那么紫、心率不快、呼吸頻率也不快，被稱為“沉默性低氧血癥”。也因此，很多病人從輕癥轉重癥幾乎沒有征兆，更需要醫護人員及時監控血氧飽和度，及時做氧療、插管等。

　　“只有突然發現的病情變化，沒有突然發生的病情變化。重癥病人的生命都是在病床邊上盯出來、搶回來的。”這是邱海波從醫30多年來的一個心得。他還記得自己治療的第一個重癥患者，那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腦梗患者，入院后7天心臟驟停，皮膚皺褶捏起來能“站”住。邱海波守在病人床邊，每5分鐘看一次血壓和心率，根據病人情況隨時調整治理方案，幾天后病人好轉。這讓他體會到，每一小時甚至每一分鐘都要清楚病人的動態，才能當好“生命的守門員”。

　　90多天來，他每天輾轉于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等重癥患者集中收治醫院，一直戰斗在“紅區”。初期有些醫護人員對床邊搶救等高感染風險的操作心存顧慮，邱海波就自己上，用行動給大家鼓勁，“不要怕，插管確實有風險，但只要我們做好防護，是不會被感染的。”巡診中，邱海波發現俯臥位通氣幾乎對所有重癥病人有很好的效果，雖然穿著厚重防護服，他也常常堅持自己動手，下午查房時把病人翻過來，第二天早上查房時再把病人仰過來。在他的推動下，這一治療方法被寫入診療方案。

　　“新冠病毒具有非常詭異、隱匿的特點，對重癥救治來說，這是一次極大的挑戰。在最具挑戰的現場，給病人最多的生命機會，這就是ICU醫生的使命。”邱海波說。

　　除了不斷完善診療方案，邱海波還與“國家隊”的專家們一起提出不少有價值的建議。例如，他們建議在3家定點醫院基礎上增設綜合醫院收治重癥患者，武漢市很快確定了十余家收治重癥、危重癥患者的定點醫院，床位達到9000多張。

　　嚴師邱海波

　　1988年邱海波畢業進入南京鐵道醫學院附屬醫院（現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工作。1991年他考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3年后被保送攻讀博士學位，并于1997年順利畢業成為國內第一位重癥醫學博士。面對留在協和還是回到南京，他選擇挑戰“一片空白”——參與完善中大醫院重癥醫學科建設。近5年，這個科室為全國培養重癥醫學骨干醫生、護士500余名。

　　作為老師，邱海波是出了名的嚴格，對工作錯誤“零容忍”。他指導研究生修改學術論文，經常是提綱改了七八遍，綜述改了十多遍，正文重寫了五遍。學生回答“患者休克時癥狀”，邱海波接連追問臉色蒼白是什么樣？意識模糊到何種程度？肢端青紫什么樣子？……讓學生明白所有知識掌握必須結合臨床經驗。

　　因為他負責、細致、嚴格，每當輪到邱海波巡查，醫護人員都感到“壓力很大”。“他不是聽匯報就可以過關的醫生。每個用藥他都非常關注，治療方案也一一看過，病人如有病情變化，醫護人員需得說明情況等，哪怕是一根導管的細節都不放過。”潘純說。

　　嚴師邱海波，帶出了一支戰斗力爆棚的“雞血團隊”。

　　困難面前身先士卒。2月1日中午，武漢市金銀潭醫院3樓重癥病區一名患者出現嚴重呼吸窘迫，必須立刻進行氣管插管。來不及請麻醉科醫生，在沒有充分防護準備的情況下，潘純將正壓防護頭罩往頭上一套，為病人插管。“我們是醫生，職責所在。”潘純說。

　　才下一線又上前線。截至目前，中大醫院重癥醫學團隊已先后派出8批醫護人員前往湖北抗疫一線。“大年三十，說到抗疫，科室里‘80后’‘90后’幾乎齊刷刷地響應。這是醫生的責任感，真的很感動。”楊毅用“我們都是小瘋子”形容這支重癥團隊。

　　有勇氣更有能力。3月18日，歐洲醫學期刊《重癥監護年鑒》在線發表了《重癥關口前移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的關鍵：江蘇經驗》。楊毅說，分享江蘇“零死亡”的救治經驗，是希望能幫助更多國家救治新冠肺炎重癥患者。

　　“團隊不是一群人，是一群心。人在一起是‘團伙’，心在一起才是‘團隊’。”楊毅說，在中大醫院的重癥醫學團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發揮各自所長。

　　“特別想念我的‘家人’們，也想問候他們，大家都辛苦了！無論在湖北武漢、黃石，在江蘇，在黑龍江，每個人都堅守職責、獨當一面、協同作戰，大家都是好樣的。”邱海波說。（記者邱冰清、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