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

　　孫小隆計劃著攢攢工資，再借些錢，買房、娶媳婦……那通突然來電卻不在他的計劃之內，讓他有些慌亂。

　　他記得有次看到別人網上尋親成功，心里一動，試著把他媽媽留下的那張照片發在了網上，沒承想真會有人打電話來。于是，過了24年，孫小隆終于和“媽媽”隔空進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對話。

　　他有太多問題要問，但之前縈繞心頭的很多話一時都梗在了嘴邊，腦子里一片空白。在那持續了近兩個小時的通話中，孫小隆記得自己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仿佛這20多年積攢了太多的情緒，相互碰撞、撕扯，最終爆發。

　　在電話那端，孫小隆媽媽不知說了多少遍“對不起”。但再多的道歉又怎能彌補得上那消失的24年？那聲“媽”，孫小隆怎么也叫不出口，他始終不能釋懷，“她為啥扔下我走？為啥？”他為她想好了太多可以不這樣做的理由。

　　而關于這個問題，孫小隆的媽媽卻不太愿意對記者多提。她是貴州人，20世紀90年代初，當地流行外出打工，她也前往廣東討生活，在那里認識了孫小隆的爸爸。1994年，兩人回到河北結婚、生子。但孫小隆媽媽發現這里的空氣干燥，飲食也不習慣，最重要的是和婆婆不好相處，“我弟弟來看我，生怕我弟帶走她家的東西，還翻我弟弟的包袱”。雞零狗碎的事情多了，孫小隆的媽媽覺得過得憋屈，便決定生完孩子回娘家去。婆婆不讓走，她就偷偷走了，后來就再沒回來。

　　婆媳矛盾可以說是一個千古不破的難題，“它使得任何一個男人如果想維系家庭就不得不遷就妻子，也就是說，婆媳發生糾紛時他必須站在妻子一邊，否則家庭就可能出現分裂。”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曾在湖北省某村調查時發現，婆媳矛盾導致的家庭分裂雖不普遍，但其影響和威懾作用很大。

　　陳箏的爸爸也選擇站在自己母親那邊，陳箏媽媽覺得在家里活得沒有任何地位，實在忍不下去就走了。村里，像陳箏媽媽這樣離婚或出走的媽媽有10來位，“有的因為婆婆，不過很多都是因為在外面打工，打著打著就跑了。”一位留守村里的年輕媳婦告訴記者，村里人主要靠種地和種大棗為生，近幾年棗子都賣不出去，不少村民就任它爛在枝頭。近看，顆顆干癟的紅棗像是一個個被剪了燭芯、蒙了灰塵的燈籠，懸在空中。

　　“家里掙不了錢就得出去（打工），不出去的話就一個人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還有干不完的活兒，一年四季都要去剪棗樹枝，你們不知道剪棗樹枝多累！”這位年輕媳婦有些抱怨說，“像我這樣愿意留在家里‘活受罪’的，不多了。”

　　河北冀南某村，老黃家的兒媳在二女兒還沒滿周歲時，就慌著出去打工，非要去天津（她老公是在北京打工）。不到半年，兒媳就鬧離婚。老黃在二人離婚后收拾東西時，在柜子里不經意翻出兒媳的日記，讓他驚訝的是，上面寫著她與另一名男子的聊天記錄。

　　“都是手機惹的禍！她生了二丫頭，在家就天天玩手機！”兒媳不想去北京打工時，老黃心里就隱隱有些不安，他以前常在新聞中看到，很多外面打工的，兩口子不在一塊兒就都離婚了，“這世道，結婚的沒幾個，離婚的可都排著隊。”

　　而張歡奶奶至今也想不明白她的兒媳婦為什么要離婚，她覺得自己算是個好婆婆，?“人家（張歡媽媽）說自己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誰知道咋才算歡樂，才算自由？”張歡奶奶像在自言自語。

　　或許她可以從劉燕舞這里找到答案。農村離婚現象很早就引起了劉燕舞的注意。他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有3048.84萬人，農村（鎮和鄉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農村離婚人口占15歲及以上的農村人口的比例為1.44%，而在20多年前，這一比例僅為0.49%。

　　在調查中，劉燕舞還發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在江浙一帶，男性提出的案例較多，而一些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女方提出離婚的更多。

　　“女性的個人意識在覺醒，如果不幸福她們就不再講究、湊合。”在劉燕舞看來，這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打工大潮不無關系。外出務工使得婚姻圈更大、更開放，不僅為農村女性提供了再次追求幸福的機會，對于已婚女性也是能夠威懾丈夫的有力武器。因此，夫妻發生矛盾時，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會跑回娘家，而是會跑向遠方一個讓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尋找她們的幸福。

　　在這些從婚姻中掙脫身的農村媽媽中，記者采訪了解到，有的是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在縣城陪讀，“陪著陪著人就跟別人走了”；有的是妻子留守家中，在網上和別人聊天，聊著聊著夫妻也就散了；有的妻子出去打工，回到家就鬧離婚，離婚不成就直接躲起來跟別人過日子；因外出務工而組成的“臨時夫妻”也不是少數。

　　“也許某一天，丈夫突然看到又跑回來了的妻子，很可能她不是想重歸于好，而是來要求辦理離婚手續。”劉燕舞說，這種想法像瘟疫一樣在村莊里面擴散，因此，當看到離家出走后4年杳無音訊的女人回到村子里時，很多村民想到的不會是女人終于回來了，而是女人終于要回來離婚了。

　　至于孩子，大多數離婚媽媽選擇留給男方。“在丈夫與自己，在孩子和自己這兩對關系中，她選擇了自己，這其實是一種觀念的深層次變化，即家庭幸福觀念在向個體幸福觀念的轉變。”劉燕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