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但這不是劉燕舞所期待的“個體化”，只講權利而忽略責任。

　　他曾在村莊調查時，遇到過一位媽媽走掉了的單親女孩，就那么怯生生地站在爺爺奶奶身邊。劉燕舞能明顯感覺到她和那些同樣是爺爺奶奶帶著的留守兒童不一樣，“這些孩子會無數次面臨來自各方的‘你媽媽跑了’這樣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臨的也許只是‘你媽媽什么時候回來’。這樣的‘提醒’對孩子的心靈創傷，我們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時看到這樣的家庭或孩子，劉燕舞是“真的不忍多問”，或者也不敢多問，“目前真的沒有好的辦法，問多了就會感覺跟他們一樣絕望”。曾經有位村里的婆婆誤以為他是上級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問我能否幫孩子把媽媽找回來，我只能很殘忍地告訴她，我沒有這個能力”。

　　大概同樣因為無能為力，張圓在5歲時就在心里決定不再想媽媽，她感覺自己因為沒有媽媽“受了很多屈”。有另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小女孩問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媽媽，你會不會聯系她？”

　　張圓想了好一會兒說，“不會。”

　　但張圓總還會夢到一個女人，“她總戴著面具，看不清，但我認為那就是我媽媽。”

　　年齡越大，他們或許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關于“媽媽”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觸摸那些或深或淺的傷疤。在甘肅省古浪縣第四中學，一所鄉鎮寄宿制中學，多數單親學生不會告訴別人自己的家庭情況。但一提媽媽，他們有的還是瞬間紅了眼眶，有的變得沉默，有的還在把媽媽曾說的夢想當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對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北城小學教師王耀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除了正常上課，王耀只要課間不忙就陪著班里的同學玩游戲，與孩子聊天談心，有時中午做飯會叫學生一起來吃，偶爾還會給他們買些作業本等小物件，但不會表現得刻意關注單親孩子。

　　慢慢地，王耀發現，這些看似內斂、孤僻的單親家庭孩子，內心很渴望別人的關注和關懷，“它們就像扇虛掩的門，渴望更多光照進來，如果你愿意去試一下，就能打開”。記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學后仍喜歡賴在學校，老師一遍又一遍催他們回家還是不走，“因為他們覺得這里有人陪他們”。

　　甘肅古浪縣第四中學則要求全部學生寄宿在學校，統一的住宿條件、餐食，老師也和自己班的學生們住在同一樓層，吃在同一個餐廳，學校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來營造一種“家”的氛圍。

　　該校副校長薛天魁告訴記者，作為經濟欠發達的生態移民區學校，很多學生的家長不在他們身邊。學校想多為家長承擔些責任，以學校的臨時性家彌補了真實家庭的缺失，讓學校里豐富的生活感染學生，使家長安心打工，學生安心學習，所以“不管是留守，還是單親的孩子在這里都是平等的”。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也發現，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學校進行寄宿制管理，學生大量時間在學校生活，學校在課外通過大量的文娛活動、師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親缺失帶來的影響。

　　不過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年級的所有學生，“什么時候適合寄宿，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兒階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媽媽，在小學低年級階段是老師，高年級以后便是自己的同伴。”鄧紅覺得，如果家庭和學校能將這些因素進行良好的鏈接，這些單親孩子不會和其他孩子有顯著性差別，“最怕的是家長放棄了，學校不要了，孩子過早跑出去，跟著壞人學壞了。”

　　如今，在這些單親家庭的農村孩子中，有的正夢想著考大學，有的正為順利升入高中奮戰，有的已經成為一名教師，有的成了大貨車司機……也許曾被拋棄，不過他們沒放棄自己。

　　這個春節過后，孫小隆的媽媽說會過來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緊張。他說，“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會有什么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孫小隆、陳箏、王耀、張歡、張圓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孫慶玲 見習記者 王豪